死刑是完美復仇嗎？本文透過兩部電影《謎樣的雙眼》和《看見魔鬼》，討論台灣社會對於死刑存廢議題的深層思考。死刑常被視為對極端犯罪的終極懲罰，也是社會對「絕對正義」的一種期望。然而，當我們面對極端的不義時，死刑真的能為受害者帶來平靜嗎？透過對這兩部電影的深入分析，本文將探討復仇的意義及死刑作為復仇工具的道德和實際效果。通過電影中的敘事和象徵，我們 將嘗試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對於正義和復仇的不同見解。在台灣這樣一個法律、文化及道德價值觀交織複雜的社會中，對於如何處理最終的復仇，我們將尋求更深層的答案。
死刑的存廢問題，近期在台灣又成為政治風頭上的熱門議題，雖然社會民意高達七成以上不贊成台灣廢除死刑，但是依舊有台灣的大法官再次挑戰社會觀感極限，試圖去挑戰台灣社會「少數正義」的哲學性勝利。台灣雖然還是維持死刑，但死刑已有非常長時間沒有執行，漸漸步入類似南韓那種維持死刑存在，但是形同廢除執行的曖昧狀態。
而台灣社會對此觀感也很兩極，常常為了死刑存廢，引起高度爭議。兩方支持人馬不斷叫罵撕裂台灣社會良心，雖也有政治家要求政府「法律怎麼規定就那樣執行，不要讓人民失去對法律秩序的信心！」但言者諄諄聽者渺渺，台灣政府一面號稱司法改革、一面卻為討好「進步價值」而採取技術性閃躲而「沽名釣譽」、務求「世界看到台灣良善」的那種施政哲學，對社會大眾輿論的「相對剝奪感」，引起是否「沒有死刑」才是人權進步的完美國度的爭執？台灣的社會道德與民俗通識，真的適合「無死刑」社會嗎？
我們從最直覺的感受來定義，「死刑」是一種司法體制上，對「加害人」一種絕對的「合法復仇」，司法以「合法手段」經由審理判決後，交付公權力代替「被害者」針對「加害者」進行「剝奪生命權」的最終極霹靂手段。而台灣是華人儒教社會，崇尚「好死不如賴活」，似乎「唯有一死」才能得到「復仇的快感與紓解」，剝奪「加害人」生命，才能讓人「舒緩口氣」達到「報仇血恨」的安定感！但我們先不論台灣「廢死民意」中不斷質疑的，台灣的司法制度已經先進完整到可以「毫無冤案」嗎？多少被定義的「加害者」並未受到司法裁判的「完整保護」，就草草送上刑場執行死刑，如此又是「相對正義」嗎？光是司法改革問題就有一堆，那麼司法要如何定義「正義」？這個「正義」誰相信？
台灣的大眾媒體，習慣性地用「通俗綜藝」的方式來「擴大」宣揚死刑的正反二面衝突，且喜用「窺密刺探」的名嘴創造法，來創造死囚下場多慘、復仇多有快感？彷彿滿天神佛都在幫忙伸張正義，台灣宛如包公時代！ 如此觀點差異，這是台灣「擁死」與「廢死」二套哲學的最大差異！由於台灣司法體制是由國民黨移植過來的白色恐怖風格之法條的修修補補制度，在完整的刑偵審判制度尚未相對完善之前，你真的相信台灣的司法能夠經由「死刑」提供社會「完整的復仇」體驗嗎？
要探究這個背後的「復仇」哲思，事實上是個很難在短短幾個字中得到真確答案的思想論辨，而台灣社會一向講究「速效」、「少動腦」、「逞口舌之快」的氛圍，更難以將這個包括對「死亡哲學」和「復仇概念」進行清晰探討、無時無刻不深刻討論，甚至隨著國民生命與死亡教育中，養成學童在學齡時就得以思考生命與死亡本質的這個「樣樣著急樣樣不理」社會氣氛中，台灣社會唯有每每遇到死刑存廢的議題再起，大家就應景地再吵一次架，爾後毫無共識，草草了結社會淡忘後，就等下一次爭議再起，司法改革、法理哲思、生命死亡教育幾乎毫無動靜，這樣的台灣社會，如何養出高水準、認知清晰的現代公民？而當我們看到犯罪受害者家屬聲嘶力竭地哭喊與崩潰時，那樣激情的氛圍，要如何冷靜地再度討論生命與死亡？甚至正義和復仇呢？
針對這種無解的哲思議題，也許我們可以從大眾通俗文化中尋找一些答案的軌跡。例如小說與電影，就是個很棒的管道，當你冷靜抽離情緒去理解一份大眾文創產物後，得知創作者的著眼點在哪裡，落許可以提供給已經習於處在激情社會的我們，一點點換位思考、從不同角度了解同一件事情的可能性。當然，我們只提供可能性，也僅能如此。
我們推薦這部阿根廷片《謎樣的雙眼
獲得2010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的阿根廷「復仇」電影《謎樣的雙眼》，值得台灣廢死與反廢死雙方冷靜觀賞、好好思考相對的意見。 這不是部文青電影，是用1974年的「後裴隆家族」統治過渡到「骯髒戰爭」（Guerra Sucia）這二十多年的阿根廷軍政府白色恐怖時代的壓抑氛圍，經由一宗姦殺案件的偵辦，帶出人生在多個層面的遺憾和救贖。（阿根廷上一部得最佳外語片的《官方說法》，也是說這個時代的故事）
影片的背景將人物與阿根廷兩個不同時期的政治局勢連結在一起，也就是1975年和1999年。主要事件發生在1975年，即阿根廷最後一次軍民獨裁統治（1976-1983）開始的前一年———裴隆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年，出現巨大政治動盪，左翼暴力和國家支持的恐怖組織，尤其是極右敢死隊「阿根廷反共聯盟（通常稱為 Triple A 或 AAA）」成立於1973 年，在裴隆家族統治時期（1974-1976 年）尤為活躍。1976年的軍事政變，引發「骯髒戰爭」，獨裁政權的國家重組進程歷時七年多（1976年至1983年），期間普遍存在侵犯人權行為。
骯髒戰爭 ，恐怖時代下難以伸張的正義
在那個時代，由於國家支持的軍政府恐怖主義，也造成政治暴力氣氛，受害者成千上萬，其中包括左翼激進分子、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工會成員、高中生和大學生、記者以及馬克思主義者、裴隆主義遊擊隊的對立與恐怖時期。據估計，失蹤者中約有1萬人是蒙地內羅斯遊擊隊（MPM）和人民革命軍（ERP） 的遊擊隊成員。儘管該時期有左派暴力，但大多數受害者是手無寸鐵的非戰鬥人員，遊擊隊到1979年被消滅後，獨裁政權則繼續犯下侵犯人權罪行直到下台。爾後阿根廷軍政府面臨與英國的福克蘭島戰爭失敗後，軍政府終於1983年呼籲舉行選舉，希望能繼續穩固統治，故內政成災。
阿根廷的社會，至今都還未從「骯髒戰爭」的高壓統治陰影中走出來！ 當時估計被殺或失蹤人數從 9,089 人到 3萬多人不等！軍方在 1978 年與智利情報機構的機密報告稱，有2萬2千人被殺害！阿根廷最重要的人權組織「五月廣場的祖母們」（Asociación Civil Abuelas de Plaza de Mayo）則稱失踪人數明確為3萬人以上。
電影中的故事背景，是否跟台灣的白色恐怖時代很像？在不健全的時代下，產生了不健全的司法審判體制，人權受迫害與失蹤的恐怖統治，導致了「什麼才是真正的正義？」成為說不清楚也講不明白的糊塗事。電影故事中，主角的女兒在這個「骯髒戰爭」動亂過程中被姦殺了，試問在那動亂時代，要怎麼追捕真兇？怎麼獲得公平審判？司法審判是否受軍政府集權高官統治所操控？萬一兇手是政府要員的親屬呢？這一切矛盾，遂成為他們的「眼中的祕密」！
事實上的片名「他們眼中的祕密」，更能契合達到片中所要表達意象，也就是在動亂不堪的司法人權不彰時代，如何找尋「終極的復仇」？死刑真的是完美解方嗎？萬一高官作梗、隨便塞人頭執行死刑、甚至死刑成為政治迫害的一種替換手段？甚至是「亂世用重典」的高壓隨意統治的奸巧，試問我們要怎麼辦？
美國版的《沉默的雙眼》，因為缺乏時代創傷的關聯性，在探討司法復仇的議題上，哲思深度不如阿根廷原版電影，甚至嬌柔造作一些。 這部電影，沒有驚心動魄的警匪追逐，但追查真兇過程細膩，劇中人都是「骯髒戰爭」時代的受難者，也都擁有檢察官、刑警等身份，但苦苦追兇到頭來，卻無奈面對殘局。片中5分鐘「一鏡到底」的足球場緝兇攝影機調度技巧異常高明，讓人血脈賁張；不是譏諷對峙的法庭辯論，但在短短幾個對話中，就帶出專制統治政府「司法檢調一家」的荒謬；不刻意渲染忿恨難平的復仇血恨，但淡淡地結尾讓你知道「一昧要死刑反而便宜了那些罪人！」
片中沒有蕩氣迴腸的世代情緒糾葛，但眼神的閃爍和嘴角輕揚，已高明展現了在壓抑時代對情感釋放的保留和「恐懼」！這部片的演員們，就是這麼用眼神暗示時代的荒謬與無奈。至於，正義究竟如何伸張？我們一路看到片尾，看到受害者家屬那疲憊又堅毅的眼神，持續數十年不懈，恨意已成生命全部。而其受到憤恨蠶食的身體，剩下來的微弱力量，就是看到真兇永遠留在恐懼悔恨的囚牢中，爾後還有漫長的地獄在等著他！
這部片優秀到後來由好萊塢進行轉製翻拍，但是成績一般並無突出。好萊塢版《沈默的雙眼》，為何無法綻放出一樣的「復仇光芒」？那是因為美國並無類似阿根廷「骯髒戰爭」時代那種反民主、人權侵害和司法為政治服務、刑偵手段為獨裁獻身的時代，所以美國版的故事少了如此歷史深度，反而因鎖定在「反恐時代國家安全至上」體制下的支支吾吾理由，以此推進故事，但美國觀眾幾乎無法買單，因為這歷程遠離美國司法的相對正義太遠了！
而另一部探討究竟什麼是完美復仇的電影，我們就必須要向韓國電影取經！我們知道，韓半島是一個充滿「復仇」情緒的土地，日本人稱其為「火病」（雖是蔑稱，卻極為中肯）。韓半島的「火病」其實是種特產，來自其地理上受到三強「日俄中」在歷史上的不斷壓迫，以及文化風俗上深受儒教宰制的階級森嚴社會，導致了韓半島人所特產而出、揉合地理與文化、加上經濟高度快速發展而來的一種被壓迫感，急於地找到出路，而四處「復仇」的特有民族情緒。這麼愛「復仇」的民族，可見其韓流影視作品，也都充斥著相同的題材，為了「復仇」而輸出的大眾通俗文化產品，也在全球熱銷滿溢。
這邊要特別介紹一部韓國特產的「復仇電影」，雖然韓影傑作很多，但這部《看見魔鬼》卻是個獨特存在。
這部由知名導演金知雲拍製的驚悚血腥片，展現其在韓影史上非常成功的幾部類型片的模仿與致敬裡，所揉合創出的黑色幽默、取經致敬及韓流特殊「搏到盡」的血腥化，所創造出來的一種暴力美學，《看見魔鬼》應該是金知雲導演生涯最高傑作，他後來前進好萊塢、水土不服後又返回韓國，都未拍出如此充滿商業賣點，又有複雜哲思的好電影。
《看見魔鬼》一片，應該可稱為韓國影史上，探討復仇議題的終極精品，全片血腥四射、議題邊緣大膽，幾乎在全球各地都是禁片。 電影的故事非常簡單：一位韓國國情院（NIS）情報特工（李秉憲飾），懷孕的未婚妻，某個雪夜偶然地被一位隨機殺人魔（崔岷殖飾）所殘忍地分屍殺害。擁有一身絕技的特工，為了撫平心中的復仇恨意，想盡辦法用「貓捉老鼠」的方式，不斷地「捕捉釋放」這位殺人魔，用無盡的殘忍手段折磨他、虐待他再釋放他，然後重來一遍。在這個捉放過程中，我們透過電影故事的進行，開始反思，什麼才是「完美的復仇？」當司法過度講究人權、警察角色弱化至無法伸張正義，甚至讓殺人魔隨著社會演變而一直存在於社會中，終極的復仇手段是什麼？一位擁有頂級殺手能力的特工，能夠運用他的所有技能，為他個人的哀愁、為這個社會上所有受害者，進行一個完美復仇嗎？
故事中的特工對著支離破碎的未婚妻屍體說道：「我要把這傢伙加諸在妳身上的苦痛，用千遍萬遍的次數還給他」！這是他強忍崩潰淚水中所建構的「完美復仇觀」。但是到結尾，經過無數捉放殘虐的過程後，他的復仇觀改變了，他要殺人魔「在驚駭不已的悔恨中，懷著滿滿的罪惡感恐懼地死去！」這似乎很理想吧？但是事實不然！
《看見魔鬼》一片，用終極大膽的視野來解析「什麼才是針對天生惡魔的完美復仇？」（圖片來源/wikipedia公有領域） 即將被私刑處置的殺人魔崔岷殖，他先演出一段「懊悔痛哭道歉」的戲碼，全身被綁縛著準備服刑。但他在演出哭鬧一番後，卻冷冷地朝著特工說：「你搞清楚了沒有？我，不知恐懼為何物？不知痛苦為何物？我什麼都不怕！你儘管殺了我，但是你別想從我身上得到一點滿足，懂了沒有？我即使死了也贏你！」
一般受害者家屬，如果碰到這種「真實存在的惡魔」，相信大家都會崩潰吧？「殺死他」真的有用嗎？他如果根本不後悔呢！他甚至享受死亡！更何況司法體制提供的「合法死刑」過程，例如在台灣的槍決前，死囚還能享受「施打麻醉藥」特權！如果此人連死都不怕、甚至期待死後重生呢？什麼才是最後正義？死亡真的是嗎？根據這樣來推演，死亡甚至是這位「加害者/惡魔」的一種「重生儀式」呢！
面對殺人魔如此頑固地態度，直接宰了他能夠洩忿嗎？能夠為自己的無辜未婚妻報仇嗎？惡魔與上天救贖似乎是一體兩面的存在？我們要如何復仇？
電影的結尾，李秉憲飾演的特工，懷著滿滿罪惡感，想到了終極地處置法！也就是——讓自己也成為惡魔（或許過程中，大家都搞不清楚誰才是真的惡魔？誰又代表真的正義？復仇的本質是為了什麼？），他選擇讓這位殺人魔的老父老母與兒子，來到現場無意間觀賞處刑！拉加害者的無辜家人一起下地獄，這是編導的創作者們，所能想到最完美、但是又最讓人心碎的結局。
我們看到片尾，攝影機搖搖晃晃地捕捉主角的孤獨身影，他那一身黑衣，在昏黑的夜色小路中行走，攝影機漸漸拉遠，孤獨的路燈燈影讓這位復仇過後、成為惡魔的受害者家屬，慢慢晃晃地跪倒在地，甚而仰天痛哭，感到無限孤獨。
這部電影充滿著「黑色幽默」，但不表示這部片是「喜劇、幽默」電影，不是！這部片子非常血腥、暴力、濃稠的韓式復仇快感、且赤裸裸展現血肉糢糊給你看。仿如經典西部電影《日正當中》（High Noon, 1952）一樣的情節，帶了些克林伊斯威特當年向《原野奇俠》（Shane, 1953）這部西部類型電影致敬的《蒼白騎士》(Pale Rider, 1985)的天譴復仇味道。
看電影這檔事情，我們不要去標榜什麼「客觀中立」！簡單講，我們不相信人世間存在「客觀中立」這種東西，「客觀中立」是拿來自我標榜吹噓和欺騙別人的假議題，就跟一些宗教術語是用來蠱惑人心一樣。西部大導演約翰福特（John Ford）的傑作《雙虎屠龍》（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 1962）片中，就教了我們一個真理，「當傳奇與事實發生衝突，我們選擇傳奇！（When truth and legend conflict, print the legend.）」。
這句大眾傳播學的古典理論名言中，讓我們知道人類行跡留下來的，究竟是「事實」還是「傳奇」？人們「想要去相信」的又是什麼？當然，標榜自己高尚的人會堅持「事實」，但「事實上」選擇相信「傳奇」的人，永遠都站著多數。這也是就是我們開頭說的，在死刑存廢議題中，死刑究竟是否代表著完美的復仇？相信這個「傳奇」的人，往往比追究「事實上、客觀性來說」的人，還要來得多很多！而真理真的越辯越明？筆者不僅思考，人類社會一直都不是這麼運轉吧？
※首圖（圖片來源/ wikipedia公有領域 ）
※延伸閱讀：私刑正義教育矛盾——淺論義警文化
從兩部電影反思死刑存廢問題：《謎樣的雙眼》、《看見魔鬼》
死刑是完美復仇嗎？本文透過兩部電影《謎樣的雙眼》和《看見魔鬼》，討論台灣社會對於死刑存廢議題的深層思考。死刑常被視為對極端犯罪的終極懲罰，也是社會對「絕對正義」的一種期望。然而，當我們面對極端的不義時，死刑真的能為受害者帶來平靜嗎？透過對這兩部電影的深入分析，本文將探討復仇的意義及死刑作為復仇工具的道德和實際效果。通過電影中的敘事和象徵，我們將嘗試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對於正義和復仇的不同見解。在台灣這樣一個法律、文化及道德價值觀交織複雜的社會中，對於如何處理最終的復仇，我們將尋求更深層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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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復仇的死刑等同於正義嗎？
死刑的存廢問題，近期在台灣又成為政治風頭上的熱門議題，雖然社會民意高達七成以上不贊成台灣廢除死刑，但是依舊有台灣的大法官再次挑戰社會觀感極限，試圖去挑戰台灣社會「少數正義」的哲學性勝利。台灣雖然還是維持死刑，但死刑已有非常長時間沒有執行，漸漸步入類似南韓那種維持死刑存在，但是形同廢除執行的曖昧狀態。
而台灣社會對此觀感也很兩極，常常為了死刑存廢，引起高度爭議。兩方支持人馬不斷叫罵撕裂台灣社會良心，雖也有政治家要求政府「法律怎麼規定就那樣執行，不要讓人民失去對法律秩序的信心！」但言者諄諄聽者渺渺，台灣政府一面號稱司法改革、一面卻為討好「進步價值」而採取技術性閃躲而「沽名釣譽」、務求「世界看到台灣良善」的那種施政哲學，對社會大眾輿論的「相對剝奪感」，引起是否「沒有死刑」才是人權進步的完美國度的爭執？台灣的社會道德與民俗通識，真的適合「無死刑」社會嗎？
我們從最直覺的感受來定義，「死刑」是一種司法體制上，對「加害人」一種絕對的「合法復仇」，司法以「合法手段」經由審理判決後，交付公權力代替「被害者」針對「加害者」進行「剝奪生命權」的最終極霹靂手段。而台灣是華人儒教社會，崇尚「好死不如賴活」，似乎「唯有一死」才能得到「復仇的快感與紓解」，剝奪「加害人」生命，才能讓人「舒緩口氣」達到「報仇血恨」的安定感！但我們先不論台灣「廢死民意」中不斷質疑的，台灣的司法制度已經先進完整到可以「毫無冤案」嗎？多少被定義的「加害者」並未受到司法裁判的「完整保護」，就草草送上刑場執行死刑，如此又是「相對正義」嗎？光是司法改革問題就有一堆，那麼司法要如何定義「正義」？這個「正義」誰相信？
如此觀點差異，這是台灣「擁死」與「廢死」二套哲學的最大差異！由於台灣司法體制是由國民黨移植過來的白色恐怖風格之法條的修修補補制度，在完整的刑偵審判制度尚未相對完善之前，你真的相信台灣的司法能夠經由「死刑」提供社會「完整的復仇」體驗嗎？
要探究這個背後的「復仇」哲思，事實上是個很難在短短幾個字中得到真確答案的思想論辨，而台灣社會一向講究「速效」、「少動腦」、「逞口舌之快」的氛圍，更難以將這個包括對「死亡哲學」和「復仇概念」進行清晰探討、無時無刻不深刻討論，甚至隨著國民生命與死亡教育中，養成學童在學齡時就得以思考生命與死亡本質的這個「樣樣著急樣樣不理」社會氣氛中，台灣社會唯有每每遇到死刑存廢的議題再起，大家就應景地再吵一次架，爾後毫無共識，草草了結社會淡忘後，就等下一次爭議再起，司法改革、法理哲思、生命死亡教育幾乎毫無動靜，這樣的台灣社會，如何養出高水準、認知清晰的現代公民？而當我們看到犯罪受害者家屬聲嘶力竭地哭喊與崩潰時，那樣激情的氛圍，要如何冷靜地再度討論生命與死亡？甚至正義和復仇呢？
時代下的悲劇：《謎樣的雙眼》
針對這種無解的哲思議題，也許我們可以從大眾通俗文化中尋找一些答案的軌跡。例如小說與電影，就是個很棒的管道，當你冷靜抽離情緒去理解一份大眾文創產物後，得知創作者的著眼點在哪裡，落許可以提供給已經習於處在激情社會的我們，一點點換位思考、從不同角度了解同一件事情的可能性。當然，我們只提供可能性，也僅能如此。
我們推薦這部阿根廷片《謎樣的雙眼》（El secreto de sus ojos；Secret In Their Eyes)，這是2010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台版翻譯的片名實在太過「文青」風格，會讓想探討「死刑是否為終極復仇」這一議題的觀眾，不小心錯過了！
這不是部文青電影，是用1974年的「後裴隆家族」統治過渡到「骯髒戰爭」（Guerra Sucia）這二十多年的阿根廷軍政府白色恐怖時代的壓抑氛圍，經由一宗姦殺案件的偵辦，帶出人生在多個層面的遺憾和救贖。（阿根廷上一部得最佳外語片的《官方說法》，也是說這個時代的故事）
影片的背景將人物與阿根廷兩個不同時期的政治局勢連結在一起，也就是1975年和1999年。主要事件發生在1975年，即阿根廷最後一次軍民獨裁統治（1976-1983）開始的前一年———裴隆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年，出現巨大政治動盪，左翼暴力和國家支持的恐怖組織，尤其是極右敢死隊「阿根廷反共聯盟（通常稱為 Triple A 或 AAA）」成立於1973 年，在裴隆家族統治時期（1974-1976 年）尤為活躍。1976年的軍事政變，引發「骯髒戰爭」，獨裁政權的國家重組進程歷時七年多（1976年至1983年），期間普遍存在侵犯人權行為。
骯髒戰爭，恐怖時代下難以伸張的正義
在那個時代，由於國家支持的軍政府恐怖主義，也造成政治暴力氣氛，受害者成千上萬，其中包括左翼激進分子、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工會成員、高中生和大學生、記者以及馬克思主義者、裴隆主義遊擊隊的對立與恐怖時期。據估計，失蹤者中約有1萬人是蒙地內羅斯遊擊隊（MPM）和人民革命軍（ERP） 的遊擊隊成員。儘管該時期有左派暴力，但大多數受害者是手無寸鐵的非戰鬥人員，遊擊隊到1979年被消滅後，獨裁政權則繼續犯下侵犯人權罪行直到下台。爾後阿根廷軍政府面臨與英國的福克蘭島戰爭失敗後，軍政府終於1983年呼籲舉行選舉，希望能繼續穩固統治，故內政成災。
當時估計被殺或失蹤人數從 9,089 人到 3萬多人不等！軍方在 1978 年與智利情報機構的機密報告稱，有2萬2千人被殺害！阿根廷最重要的人權組織「五月廣場的祖母們」（Asociación Civil Abuelas de Plaza de Mayo）則稱失踪人數明確為3萬人以上。
電影中的故事背景，是否跟台灣的白色恐怖時代很像？在不健全的時代下，產生了不健全的司法審判體制，人權受迫害與失蹤的恐怖統治，導致了「什麼才是真正的正義？」成為說不清楚也講不明白的糊塗事。電影故事中，主角的女兒在這個「骯髒戰爭」動亂過程中被姦殺了，試問在那動亂時代，要怎麼追捕真兇？怎麼獲得公平審判？司法審判是否受軍政府集權高官統治所操控？萬一兇手是政府要員的親屬呢？這一切矛盾，遂成為他們的「眼中的祕密」！
事實上的片名「他們眼中的祕密」，更能契合達到片中所要表達意象，也就是在動亂不堪的司法人權不彰時代，如何找尋「終極的復仇」？死刑真的是完美解方嗎？萬一高官作梗、隨便塞人頭執行死刑、甚至死刑成為政治迫害的一種替換手段？甚至是「亂世用重典」的高壓隨意統治的奸巧，試問我們要怎麼辦？
這部電影，沒有驚心動魄的警匪追逐，但追查真兇過程細膩，劇中人都是「骯髒戰爭」時代的受難者，也都擁有檢察官、刑警等身份，但苦苦追兇到頭來，卻無奈面對殘局。片中5分鐘「一鏡到底」的足球場緝兇攝影機調度技巧異常高明，讓人血脈賁張；不是譏諷對峙的法庭辯論，但在短短幾個對話中，就帶出專制統治政府「司法檢調一家」的荒謬；不刻意渲染忿恨難平的復仇血恨，但淡淡地結尾讓你知道「一昧要死刑反而便宜了那些罪人！」
片中沒有蕩氣迴腸的世代情緒糾葛，但眼神的閃爍和嘴角輕揚，已高明展現了在壓抑時代對情感釋放的保留和「恐懼」！這部片的演員們，就是這麼用眼神暗示時代的荒謬與無奈。至於，正義究竟如何伸張？我們一路看到片尾，看到受害者家屬那疲憊又堅毅的眼神，持續數十年不懈，恨意已成生命全部。而其受到憤恨蠶食的身體，剩下來的微弱力量，就是看到真兇永遠留在恐懼悔恨的囚牢中，爾後還有漫長的地獄在等著他！
這部片優秀到後來由好萊塢進行轉製翻拍，但是成績一般並無突出。好萊塢版《沈默的雙眼》，為何無法綻放出一樣的「復仇光芒」？那是因為美國並無類似阿根廷「骯髒戰爭」時代那種反民主、人權侵害和司法為政治服務、刑偵手段為獨裁獻身的時代，所以美國版的故事少了如此歷史深度，反而因鎖定在「反恐時代國家安全至上」體制下的支支吾吾理由，以此推進故事，但美國觀眾幾乎無法買單，因為這歷程遠離美國司法的相對正義太遠了！
向魔鬼殘忍的復仇：《看見魔鬼》
而另一部探討究竟什麼是完美復仇的電影，我們就必須要向韓國電影取經！我們知道，韓半島是一個充滿「復仇」情緒的土地，日本人稱其為「火病」（雖是蔑稱，卻極為中肯）。韓半島的「火病」其實是種特產，來自其地理上受到三強「日俄中」在歷史上的不斷壓迫，以及文化風俗上深受儒教宰制的階級森嚴社會，導致了韓半島人所特產而出、揉合地理與文化、加上經濟高度快速發展而來的一種被壓迫感，急於地找到出路，而四處「復仇」的特有民族情緒。這麼愛「復仇」的民族，可見其韓流影視作品，也都充斥著相同的題材，為了「復仇」而輸出的大眾通俗文化產品，也在全球熱銷滿溢。
這邊要特別介紹一部韓國特產的「復仇電影」，雖然韓影傑作很多，但這部《看見魔鬼》卻是個獨特存在。
這部由知名導演金知雲拍製的驚悚血腥片，展現其在韓影史上非常成功的幾部類型片的模仿與致敬裡，所揉合創出的黑色幽默、取經致敬及韓流特殊「搏到盡」的血腥化，所創造出來的一種暴力美學，《看見魔鬼》應該是金知雲導演生涯最高傑作，他後來前進好萊塢、水土不服後又返回韓國，都未拍出如此充滿商業賣點，又有複雜哲思的好電影。
電影的故事非常簡單：一位韓國國情院（NIS）情報特工（李秉憲飾），懷孕的未婚妻，某個雪夜偶然地被一位隨機殺人魔（崔岷殖飾）所殘忍地分屍殺害。擁有一身絕技的特工，為了撫平心中的復仇恨意，想盡辦法用「貓捉老鼠」的方式，不斷地「捕捉釋放」這位殺人魔，用無盡的殘忍手段折磨他、虐待他再釋放他，然後重來一遍。在這個捉放過程中，我們透過電影故事的進行，開始反思，什麼才是「完美的復仇？」當司法過度講究人權、警察角色弱化至無法伸張正義，甚至讓殺人魔隨著社會演變而一直存在於社會中，終極的復仇手段是什麼？一位擁有頂級殺手能力的特工，能夠運用他的所有技能，為他個人的哀愁、為這個社會上所有受害者，進行一個完美復仇嗎？
故事中的特工對著支離破碎的未婚妻屍體說道：「我要把這傢伙加諸在妳身上的苦痛，用千遍萬遍的次數還給他」！這是他強忍崩潰淚水中所建構的「完美復仇觀」。但是到結尾，經過無數捉放殘虐的過程後，他的復仇觀改變了，他要殺人魔「在驚駭不已的悔恨中，懷著滿滿的罪惡感恐懼地死去！」這似乎很理想吧？但是事實不然！
即將被私刑處置的殺人魔崔岷殖，他先演出一段「懊悔痛哭道歉」的戲碼，全身被綁縛著準備服刑。但他在演出哭鬧一番後，卻冷冷地朝著特工說：「你搞清楚了沒有？我，不知恐懼為何物？不知痛苦為何物？我什麼都不怕！你儘管殺了我，但是你別想從我身上得到一點滿足，懂了沒有？我即使死了也贏你！」
一般受害者家屬，如果碰到這種「真實存在的惡魔」，相信大家都會崩潰吧？「殺死他」真的有用嗎？他如果根本不後悔呢！他甚至享受死亡！更何況司法體制提供的「合法死刑」過程，例如在台灣的槍決前，死囚還能享受「施打麻醉藥」特權！如果此人連死都不怕、甚至期待死後重生呢？什麼才是最後正義？死亡真的是嗎？根據這樣來推演，死亡甚至是這位「加害者/惡魔」的一種「重生儀式」呢！
面對殺人魔如此頑固地態度，直接宰了他能夠洩忿嗎？能夠為自己的無辜未婚妻報仇嗎？惡魔與上天救贖似乎是一體兩面的存在？我們要如何復仇？
電影的結尾，李秉憲飾演的特工，懷著滿滿罪惡感，想到了終極地處置法！也就是——讓自己也成為惡魔（或許過程中，大家都搞不清楚誰才是真的惡魔？誰又代表真的正義？復仇的本質是為了什麼？），他選擇讓這位殺人魔的老父老母與兒子，來到現場無意間觀賞處刑！拉加害者的無辜家人一起下地獄，這是編導的創作者們，所能想到最完美、但是又最讓人心碎的結局。
當事實與傳奇衝突時
我們看到片尾，攝影機搖搖晃晃地捕捉主角的孤獨身影，他那一身黑衣，在昏黑的夜色小路中行走，攝影機漸漸拉遠，孤獨的路燈燈影讓這位復仇過後、成為惡魔的受害者家屬，慢慢晃晃地跪倒在地，甚而仰天痛哭，感到無限孤獨。
這部電影充滿著「黑色幽默」，但不表示這部片是「喜劇、幽默」電影，不是！這部片子非常血腥、暴力、濃稠的韓式復仇快感、且赤裸裸展現血肉糢糊給你看。仿如經典西部電影《日正當中》（High Noon, 1952）一樣的情節，帶了些克林伊斯威特當年向《原野奇俠》（Shane, 1953）這部西部類型電影致敬的《蒼白騎士》(Pale Rider, 1985)的天譴復仇味道。
看電影這檔事情，我們不要去標榜什麼「客觀中立」！簡單講，我們不相信人世間存在「客觀中立」這種東西，「客觀中立」是拿來自我標榜吹噓和欺騙別人的假議題，就跟一些宗教術語是用來蠱惑人心一樣。西部大導演約翰福特（John Ford）的傑作《雙虎屠龍》（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 1962）片中，就教了我們一個真理，「當傳奇與事實發生衝突，我們選擇傳奇！（When truth and legend conflict, print the legend.）」。
反思死刑存廢議題：死刑代表著完美復仇嗎？
這句大眾傳播學的古典理論名言中，讓我們知道人類行跡留下來的，究竟是「事實」還是「傳奇」？人們「想要去相信」的又是什麼？當然，標榜自己高尚的人會堅持「事實」，但「事實上」選擇相信「傳奇」的人，永遠都站著多數。這也是就是我們開頭說的，在死刑存廢議題中，死刑究竟是否代表著完美的復仇？相信這個「傳奇」的人，往往比追究「事實上、客觀性來說」的人，還要來得多很多！而真理真的越辯越明？筆者不僅思考，人類社會一直都不是這麼運轉吧？
※首圖（圖片來源/ wikipedia公有領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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