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58（第58屆金鐘獎）有一個全新的紀錄，就是台劇《模仿犯》一共入圍17個獎項，加上吳慷仁和姚淳耀雙雙入圍戲劇節罪最佳男主角，可以說是台灣戲劇發展的嶄新成就，除了優秀的演員和精良的製作能力之外，導演和編劇的功力也相當優秀，將日本國民作家宮部美幸的小說作品改編成為台灣場景的犯罪類型片，如果比對兩個作品的差異，會發現有很多標誌性的台灣符號和在地思維編織在劇情當中，移除日本時代背景中惡意的社會氛圍形成的犯罪思維，但是保留了媒體角色在刑案發生的時候角色與功能的批判。

在原著小說當中的劇情鋪陳，其實一開始就揭露了犯罪者(與共犯)的身份，對於事件發生的過程也相當細節的堆疊一些情節和對話去呈現犯罪者的思維與心態，運用悲劇的發生帶著讀者去看受害者遺族們是怎麼面對、而兇手又是用什麼方式在操弄著這些受害者與外面的媒體世界的；但在台劇的改編上，很高興的看到了宮廟主委、正義媒體人與每天出門感受社會氛圍的計程車司機這樣的眾生群像，在這些群像當中我們看到的是社會動能的力量，例如劇中馬義男主委這樣一個在社會基層的角色，彷彿走出門就會遇到的親近長輩，臉上會有一種不同於菁英份子的堅毅樣貌，那種接納命運與接納失去的能力，和原作中的有馬義男展現出來的生命力也有所不同，有馬義男更像是支柱般的撐住自己以撐住家庭，即便家人不在了，他也繼續開店賣豆腐、受到左鄰右舍的嘲諷也堅持著自己該做的事情，透過秉持過著生活日常以維持自己的本心所在。

特殊的時代帶來的特殊犯罪類型

原作的犯罪背景是日本二戰後國家緩慢復甦後期的時代，整個社會正在恢復呼吸與起立的能力，同時也因為資源不足造成了很多悲劇的發生，這些悲劇會餵養著新的悲劇，就像書中的栗橋浩美因為早夭的姊姊和走不出傷痛的母親，以及被母親虐待最終弒母的網川浩一，原作中其實非常深入的讓讀者看見這些人背後的脆弱與恐懼，那些由空虛而生的惡意，被美化為深具詩意的犯罪般像個偉大的計畫。

而台劇的背景是在90年代的台灣，經濟起飛手上有錢的人們不再只是為了活下去而掙扎，學運帶動政治改革、萬年國會解體、總統民選、台海危機等等震盪國家的事件一件件發生，人們突然發現自己應該、可以爭取的更多，應該、值得擁有的更好，開始轉變的政治結構也帶來了媒體的新頁，call in節目成為「反映民意」的一種機會，市井小民們好像突然擁有簡單的發聲管道，在劇中可以看到直播與call in帶來的蝴蝶效應，被惡意的用來操弄社會民意與受害家屬，1992年有線電視合法化之後，新聞台競相成立並且以收視率為最高指導原則，在這種情況之下的新聞人、媒體人開始有了新的議題要面對。

應該是為了讓戲劇張力更為強大，所以安排了吳慷仁飾演的郭曉其檢察官成為劇情核心，因為在新聞媒體上被犯罪者所運用，最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運用媒體力量成為助益而破案完結，導演張榮吉曾說：「《模仿犯》中的犯罪比疾病更像疾病，這個犯罪的惡就會像疾病一樣的蔓延。」如同Covid般無差別隨機感染的殺人行為比真正的疾病更難預防，也沒辦法透過check list或是調查量表知道自己是否高風險族群，形成的社會恐慌透過媒體持續擴散甚至變形成為其他惡意的養分與旗幟，這樣扭曲變形的惡意慢慢滲透到市井小民的閱聽經驗當中後，是否更容易造成「檢警單位辦案不力」、「恐龍法官無知判決」等等過於簡化的標籤，更加劇了人們持續質疑檢、警、司法的信賴度？

我們稱呼台灣為亞洲的民主聖地，但民主能量的運轉與進化，需要的是每一個民眾的提升，《模仿犯》中運用精良的製作能力與細緻的情節編織將如傳染病般蔓延急需被控制的惡意、媒體亂象、台灣社會當中特有的人與人的關係等圈進一個改編劇本當中，把原作想要探討的惡意和良善本心議題再次拋出，同時運用了較原作更多的儀式性的象徵標誌出屬於戲劇專有的符號，包含放置象徵遭綁架人物的紅盒子等，親情、愛情、職場政治正確與正邪交鋒之間的疊加才讓我們看到這樣一部必定成為經典的台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