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蔡總統的任期尾聲即將到來，這些年的執政作為也開始逐一被民間檢討利弊得失，而作為蔡總統政策亮點的國防政策被若干有識者批評只有硬體的大量投資、卻沒有輔以深層的體制改革，更因為所託非人而貽誤改革良機；事實上，不僅是國防領域，在少為人知的情報領域也有著同樣的問題。
並未展現新氣象的台灣情報圈
儘管這些年來，蔡總統在情治首長的任命上作了若干新的改變，如任命非軍職出身的陳明通、蔡明彥執掌國安局，甚至在內部管理上作了若干改革，但是照評論家施威全的看法，這些改革仍未得到制度化的保障，更不用說推動更深層次的制度變革。
而情報圈跟台灣社會仍然存在嚴重的隔閡，除了若干例外，多數情報機關仍然無意去改善自身的形象、爭取民意的支持，更不用說放低身段尋求民間人才的協力。
如果跟西方情報同行相比，今日台灣情報圈的集體氛圍跟心態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
蔡總統錯失私煙案帶來的情報改革契機
如果說蔡總統在2016年上任初期，因為求穩的考量，而不考慮推動情報改革，那麼在2019年爆發的國安局特勤中心私煙案，原本是一個推動情報改革的契機，評論家唐克德當時在媒體也提出建言「私菸案是國家情報體系改革契機」，但是蔡總統跟她的國安團隊並未抓住這個契機，這部分容後詳述。
隨著這個契機的逸失，再加上蔡總統跟她的國安團隊的因循、謹小慎微的作風，今日台灣情報圈仍然未能得到脫胎換骨的改變。
至於蔡總統在情報政策的不足，本文從三個層面探討
上述提到蔡總統任命非軍職出身的陳明通、蔡明彥出任國安局長，是這兩年的事情，而這兩位文職國安局長的確帶來不少正向改變，這讓人感嘆如果更早幾年進行這樣的人事任命，是否會帶來更好的結果？
事實上，在2019年國安局特勤中心私煙案爆發之後，原本是一個可以派任文職首長的契機，但是蔡總統選擇以守舊聞名的退將邱國正擔任國安局長，邱的顢頇作風不但沒有給國安局帶來變革，反而是帶來讓人不敢恭維的軍系文化，讓評論家施威全在評論指摘：
「軍系文化不求學能成長，反向操作，近來著重力行體能測驗，無怪乎當中共飛機、船艦忙於軍演時，國安局的工作重點是內務檢查。」
這樣的人物執掌國安局之後，還能繼續高昇國防部長，顯示出蔡總統用人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壓縮了情報首長文職化乃至於推動改革的黃金時間。
試想，如果2019年私煙案之後，能夠指派適任的文職出身者出任國安局長，而不是讓邱國正這樣的人物蹉跎國安局的時間，那麼有足足四年的時間，能夠有更充裕的時間進行改革，並鞏固內部改革的成果，那麼今日的國安局無疑會有更好的發展。
然而，歷史是沒有如果的，在2021年2月邱國正卸任國安局長之後，僅剩三年的時間，不足以讓往後接任的兩任文職局長作充分的改革，讓人為之扼腕。
時間太少，任命太晚，貽誤了情報首長文職常態化跟國安局改革的時機。
前國安局官員蕭台福在2015年的《情報的藝術》對於情報圈的情報改革多所針砭，無論是國安局的任務調整、軍情局的定位、甚至是國安局的組織變革都提出適切的建言。
到了2020年，他在《亞太防務雜誌》撰寫〈台灣需要推動情報事務革命〉一文呼籲台灣情報圈必須儘快推動情報事務革命，不然無法彌補跟中共在情報競爭的差距，他強調：「時間已經不再是台灣擁有的奢侈品」。
然而時至今日，情報圈仍然沒有看到推行情報事務革新的跡象，國安局仍然背負要人維安的負累、軍情局仍然身陷前任局長爭議的泥淖、政戰部門依然因循苟且等等；不僅組織、心態、形象上沒有革新，情報圈內為人詬病的軍系為主的結構現狀依然沒有改變，國安局等軍系主導的情報機關擴大文職化依然遙遙無期、文職人員招募上依然是嚴守著那套僵化顢頇的體能及年齡限制，如果要說國安局特考自2023年起不考公文是一個進步，那也實在是太微小的一步。
蔡總統身為資深國安幕僚出身，對於情報圈的問題跟未來應該走的方向，理應比過去歷任無相關背景的總統更清楚情報事務革新的重要性，但是為什麼在推動情報事務革新的步伐上如此遲緩、如此猶豫不決呢？
倘若蔡總統跟國安團隊真心要推動情報改革，那麼應該善用民意的力量，透過帶動議題的討論、情報事務相關知識的普及，讓台灣社會認知到情報改革的重要性跟急迫性，作為推動情報改革的民意推力，也可以作為施壓情報圈接受改革訴求的後盾，以執政黨的強大聲量，這不是作不到的。
但是自蔡總統上任這七年多以來，執政黨方面始終對這個議題保持沉默，而其他綠營跟社運人士則只關注在情報圈的轉型正義問題，至於情報圈的現況及未來則乏人關心，更不用說其他社會大眾對於情報事務相關議題的懵懂無知。
明明有善用民意推動情報改革、消弭社會跟情報圈隔閡的絕佳機會，遺憾的是蔡總統跟執政黨似乎從來沒有想過這麼做。
蔡總統跟她的國安團隊在這七年多雖然嘗試作出一些改變，但是太少、太晚，也沒有善用民意推動情報改革，錯失了情報改革的黃金時間。
上述提到的前國安局官員蕭台福在〈台灣需要推動情報事務革命〉文章結尾以古諺「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提醒台灣情報事務革新刻不容緩「如果始終不種植、尋覓艾草，就算七十年，還是得不到三年的艾草」。今日的台灣執政者及情報圈似乎還在遲疑著是否要種植、尋覓那個象徵情報事務革命的艾草。
面對中共全方位情報攻勢的嚴峻挑戰，如何把握僅剩的時間推動情報改革，是2024年後的下一任總統及國安團隊必須面對的國安難題。
※首圖（ 圖片來源/AP Newsroom）
蔡總統錯失了情報改革的黃金時間
隨著蔡總統的任期尾聲即將到來，這些年的執政作為也開始逐一被民間檢討利弊得失，而作為蔡總統政策亮點的國防政策被若干有識者批評只有硬體的大量投資、卻沒有輔以深層的體制改革，更因為所託非人而貽誤改革良機；事實上，不僅是國防領域，在少為人知的情報領域也有著同樣的問題。
並未展現新氣象的台灣情報圈
儘管這些年來，蔡總統在情治首長的任命上作了若干新的改變，如任命非軍職出身的陳明通、蔡明彥執掌國安局，甚至在內部管理上作了若干改革，但是照評論家施威全的看法，這些改革仍未得到制度化的保障，更不用說推動更深層次的制度變革。
而情報圈跟台灣社會仍然存在嚴重的隔閡，除了若干例外，多數情報機關仍然無意去改善自身的形象、爭取民意的支持，更不用說放低身段尋求民間人才的協力。
如果跟西方情報同行相比，今日台灣情報圈的集體氛圍跟心態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
蔡總統錯失私煙案帶來的情報改革契機
如果說蔡總統在2016年上任初期，因為求穩的考量，而不考慮推動情報改革，那麼在2019年爆發的國安局特勤中心私煙案，原本是一個推動情報改革的契機，評論家唐克德當時在媒體也提出建言「私菸案是國家情報體系改革契機」，但是蔡總統跟她的國安團隊並未抓住這個契機，這部分容後詳述。
隨著這個契機的逸失，再加上蔡總統跟她的國安團隊的因循、謹小慎微的作風，今日台灣情報圈仍然未能得到脫胎換骨的改變。
至於蔡總統在情報政策的不足，本文從三個層面探討
一、蔡總統推動情報首長文職化的時間過晚
上述提到蔡總統任命非軍職出身的陳明通、蔡明彥出任國安局長，是這兩年的事情，而這兩位文職國安局長的確帶來不少正向改變，這讓人感嘆如果更早幾年進行這樣的人事任命，是否會帶來更好的結果？
事實上，在2019年國安局特勤中心私煙案爆發之後，原本是一個可以派任文職首長的契機，但是蔡總統選擇以守舊聞名的退將邱國正擔任國安局長，邱的顢頇作風不但沒有給國安局帶來變革，反而是帶來讓人不敢恭維的軍系文化，讓評論家施威全在評論指摘：
「軍系文化不求學能成長，反向操作，近來著重力行體能測驗，無怪乎當中共飛機、船艦忙於軍演時，國安局的工作重點是內務檢查。」
這樣的人物執掌國安局之後，還能繼續高昇國防部長，顯示出蔡總統用人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壓縮了情報首長文職化乃至於推動改革的黃金時間。
試想，如果2019年私煙案之後，能夠指派適任的文職出身者出任國安局長，而不是讓邱國正這樣的人物蹉跎國安局的時間，那麼有足足四年的時間，能夠有更充裕的時間進行改革，並鞏固內部改革的成果，那麼今日的國安局無疑會有更好的發展。
然而，歷史是沒有如果的，在2021年2月邱國正卸任國安局長之後，僅剩三年的時間，不足以讓往後接任的兩任文職局長作充分的改革，讓人為之扼腕。
時間太少，任命太晚，貽誤了情報首長文職常態化跟國安局改革的時機。
二、蔡總統未能推動情報圈的情報事務革命
前國安局官員蕭台福在2015年的《情報的藝術》對於情報圈的情報改革多所針砭，無論是國安局的任務調整、軍情局的定位、甚至是國安局的組織變革都提出適切的建言。
到了2020年，他在《亞太防務雜誌》撰寫〈台灣需要推動情報事務革命〉一文呼籲台灣情報圈必須儘快推動情報事務革命，不然無法彌補跟中共在情報競爭的差距，他強調：「時間已經不再是台灣擁有的奢侈品」。
然而時至今日，情報圈仍然沒有看到推行情報事務革新的跡象，國安局仍然背負要人維安的負累、軍情局仍然身陷前任局長爭議的泥淖、政戰部門依然因循苟且等等；不僅組織、心態、形象上沒有革新，情報圈內為人詬病的軍系為主的結構現狀依然沒有改變，國安局等軍系主導的情報機關擴大文職化依然遙遙無期、文職人員招募上依然是嚴守著那套僵化顢頇的體能及年齡限制，如果要說國安局特考自2023年起不考公文是一個進步，那也實在是太微小的一步。
蔡總統身為資深國安幕僚出身，對於情報圈的問題跟未來應該走的方向，理應比過去歷任無相關背景的總統更清楚情報事務革新的重要性，但是為什麼在推動情報事務革新的步伐上如此遲緩、如此猶豫不決呢？
三、蔡總統跟執政黨沒有善用民意推動情報改革
倘若蔡總統跟國安團隊真心要推動情報改革，那麼應該善用民意的力量，透過帶動議題的討論、情報事務相關知識的普及，讓台灣社會認知到情報改革的重要性跟急迫性，作為推動情報改革的民意推力，也可以作為施壓情報圈接受改革訴求的後盾，以執政黨的強大聲量，這不是作不到的。
但是自蔡總統上任這七年多以來，執政黨方面始終對這個議題保持沉默，而其他綠營跟社運人士則只關注在情報圈的轉型正義問題，至於情報圈的現況及未來則乏人關心，更不用說其他社會大眾對於情報事務相關議題的懵懂無知。
明明有善用民意推動情報改革、消弭社會跟情報圈隔閡的絕佳機會，遺憾的是蔡總統跟執政黨似乎從來沒有想過這麼做。
台灣能求得「三年之艾」嗎？
蔡總統跟她的國安團隊在這七年多雖然嘗試作出一些改變，但是太少、太晚，也沒有善用民意推動情報改革，錯失了情報改革的黃金時間。
上述提到的前國安局官員蕭台福在〈台灣需要推動情報事務革命〉文章結尾以古諺「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提醒台灣情報事務革新刻不容緩「如果始終不種植、尋覓艾草，就算七十年，還是得不到三年的艾草」。今日的台灣執政者及情報圈似乎還在遲疑著是否要種植、尋覓那個象徵情報事務革命的艾草。
面對中共全方位情報攻勢的嚴峻挑戰，如何把握僅剩的時間推動情報改革，是2024年後的下一任總統及國安團隊必須面對的國安難題。
※首圖（ 圖片來源/AP Newsr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