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情報界  準備好面對AI時代了嗎?

發布日期:2024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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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孤聲

2018年,時任英國軍情六處負責人揚格(Alex Younger)在他的母校聖安德魯斯大學發表公開演講時,表示今日的情報世界因為新技術和政治變化,因而催生「第四代間諜」,他強調:「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時代需要第四代間諜:在傳統的人力搜集情報之外,要加以日新月異的創新,新的伙伴合作和新觀念,這樣才能調動多樣化人群,讓年輕人發揮作用。」

「數位時代改變了間諜活動環境,海量數據加上先進分析手段使得現代世界更加透明。」

無獨有偶,因為法國電視劇「巴黎情報局」而聞名的法國情報機構「對外安全總局」(DGSE)科技總監派盧(Patrick Pailloux)在2020年接受法新社訪問時強調,情報界在面對新冠疫情之後的世界,特別是網路世界,需要的不是007龐德,而是「熟悉電腦、科技的年輕科技宅(geek)」。

進入AI時代的情報世界

事實上,情報世界已經開始進入大數據及AI人工智慧的時代,以反情報層面來說,從投誠英國的前俄國軍事情報官員謝爾蓋·斯克里帕爾(Sergei Skripal)跟他女兒在2018年於英國住處遭到俄國情報人員下毒的案件,英國方面之所以快速發現是俄國情報人員所為,照英國軍情六處負責人揚格的說法,是因為英國方面運用大數據跟先進分析手段掌握俄國情報人員涉案的證據。

( 圖片來源/ AP NEWSROOM )

此外,近年中國重創美國在中國佈署的情報網路,專家的研判是中國方面運用大數據分析找出中情局人員跟線人的身份,並警告「大數據是中美全球競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已將這一途徑轉化為新武器」。

即使是進攻型的諜報活動,大數據及AI人工智慧也是扮演關鍵角色,例如近年來伊朗核武專家、「革命衛隊」要員不斷遭到刺殺,外界認為這些事件是以色列情報局「摩薩德」幕後所為,特別是被稱為伊朗核計畫之父的伊朗核子科學家法克里薩德(Mohsen Fakhrizadeh)在2020年11月遭到刺殺身亡,當時伊朗當局聲稱是以色列方面遙控「機器人」所為,時隔數月之後《紐約時報》調查報導證實伊朗當局所言非虛,法克里薩德的確是被以色列情報員事先安裝人工智慧演算法裝置與攝影機的遙控機槍載台,透過演算法以及人臉辨識系統掌握法克里薩德的身份,當場開火射殺法克里薩德(但是未傷及車內的法克里薩德妻子以及其他警衛),整個過程彷彿科幻動作電影,令人瞠目結舌。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行動的背後,是以色列軍事情報局的9900部隊和8200部隊利用AI人工智慧為軍方及「摩薩德」識別特定目標人物作為「定點清除」的依據,展現出以色列情報部門運用大數據及AI人工智慧的熟練程度。

台灣情報界是否跟上科技變革

看到處於科技變革的國際情報世界,筆者不禁想問,台灣情報界是否已經跟上這股變革的潮流?

過往台灣情報界對於如何面對未來的情報世界,始終諱莫如深,更遑論探討大數據及AI人工智慧的作用,國安局退休情報官員蕭台福先生於2020年在軍武雜誌《亞太防務雜誌》為文,他在文中指出近年來中國大陸在大數據及AI人工智慧的大幅進步,使得台灣在訊號情報、網路防護等科技層面面臨極大壓力。

( 圖片來源/ AP NEWSROOM )

更有甚者,台灣情報界仍未改掉以「嗟來之食」的態度招募科技人才,如調查局在2021年以五萬八千元的月薪招募「具備國內、外研究所碩、博士學位,具CTF(資安攻防賽)實績、PWN(挖掘系統漏洞能力)實績、Hacking競賽成績或資安公司任職經驗尤佳」的一流資安人才,如此不知行情的徵才態度,引起輿論和網友們嘲諷:「這待遇連猴子都不會去!」被打臉的調查局才尷尬的表示「政府薪資有固定級距,聘用人員薪水是全國性問題,不是調查局能決定」……云云。但從未見調查局首長甚至其他情報機關首長,主動針對此一問題作任何明確的檢討改善,更不用說提出讓外界一新耳目的作為,除了在相關特考增加多一些的名額之外,「拿香蕉請猴子」的問題仍未得到根本改善。

到了2024年的今日,台灣情報界仍然諱言科技變革的急迫性,讓關心台灣情報事務的有識者感到深深的不安。

有鑒於此,筆者不揣淺陋,提出數個問題作為各方有識者參考。

台灣情報界是否認知到科技變革的重要性

今日歐美國家的情報首長都坦言科技變革的重要性,除了前述提到的英國軍情六處負責人揚格之外,美國中情局(CIA)局長伯恩斯(William J. Burns)在近期演講時強調科技革命將衝擊原有的情報界傳統作業模式。

反觀台灣情報界,是否仍然未認知到科技變革的重要性?是否仍然受限舊有的窠臼束縛,而輕忽了中共在情報領域的科技威脅?

台灣情報界願意開誠佈公向民間尋求協助嗎

面對中國大陸等地緣政治對手在大數據及AI人工智能的威脅,歐美國家情報界都直言必須尋求科技業跟學術界的合作,前述提到的揚格、伯恩斯等英美情報首長都不避諱談到跟民間尋求協助的必要性。

在台灣,情報界是否能夠跟歐美國家的同行一樣,願意開誠佈公向民間尋求協助嗎?如何積極爭取科技業跟學術界的合作,是台灣情報界必須面對的課題。

( 圖片來源/ AP NEWSROOM )

台灣情報界願意對民間人才廣開門路嗎

為了因應大數據及AI人工智慧時代的挑戰,歐美國家情報界積極爭取科技人才,比如美國國安局(NSA)趁著美國科技業大幅裁員時,向被裁員的科技專才招手,不僅一口氣開出三千名缺額,更強調「工作安穩,有機會嘗試不一樣的事情。」以及「精彩的任務」,期望激起矽谷菁英投入情報工作的興趣,而這個作法的確收到效果,根據報導,將近三萬名科技業界人士瀏覽國安局的招募資訊,並且當中有二千位正式提出申請。

筆者不禁要問台灣情報界是否具有美國國安局的氣魄,敢於跟科技業等各行各業的人才廣開門路的準備呢?

台灣情報界是否還在用僵化的條件甄選人才

此外,面對網路時代,台灣情報界是否仍然拘泥在僵化的體檢標準跟體能要求,而擋住無數可能為情報界所用的科技人才呢?例如國安局在2016年舉辦國安特考時,針對資訊技師等技術類組別的年齡、體檢標準跟體能要求就被指摘不切實際,綠營政治人物吳怡農所的《壯闊》網站就諷刺:「史蒂芬霍金就算獲得中華民國國籍,也會被淘汰,因為1,200公尺跑走不能以輪椅代步。他無法蹲下、起立、原地起跳,更沒有單手三十公斤的握力。就連今年代表臺灣參加國際駭客競賽,打敗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國卡內基大學PPP隊伍的「HITCON 217」領隊李倫銓,也會被剔除在外,因為他今年39歲。」

這些不切實際的標準跟要求,還不包括後續更嚴苛的體能訓練,是否能夠為台灣情報界找到更多科技人才有所助益?還是達到反效果?這些都值得台灣情報界深切檢討。

隨著兩岸的情報競爭日益加劇,以及情報世界的科技革命加速,台灣情報界必須從心態、徵才、環境等層面加快改革,在大數據及AI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上縮短科技落差,才能因應未來更加嚴峻的情報戰場。

※首圖( 圖片來源/ AP NEWSRO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