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懷裡死去
1997年（民國86年）8月28日傍晚，溫妮颱風遠颺，天空晴朗蔚藍。我與同事駕著車子，渾身惡臭、疲憊不堪的離開當時位於八斗子漁港旁的基隆流浪犬留 置所。所內清潔人員在關上大門時，仍不斷低聲咒罵：淹死是怎樣不人道？你知道那有多快（死）嗎！本來一兩個鐘頭可以做完的事，被你們這樣搞一整天……。
車子駛離後，我們把車停靠在海岸公路旁，萬里無雲的廣闊海邊，坐在灰色車子裡，放聲痛哭。
那是台灣通過「動物保護法」的前一年，在更早的1995年，為了協助政府瞭解何謂人道「流浪動物控制與管理」，並推動相關政策制定，我們與「英國世界動物保護協會」（WSPA）合辦「流浪動物控制管理與福利政策研討會」，除了法律與教育方面的討論，也示範如何人道捕犬。
但引進「流浪動物控制管理」的知識、技能與政策觀念後，各縣市仍不時傳出活活餓死流浪犬的消息。為能全盤掌握問題、促進系統改變，我們在1996年花了近 一年的時間，跑遍全台人煙罕至的深山、垃圾場、公墓、水肥場……，完成全台65處公立流浪犬收容、留置所的調查。掌握了各縣市政府由清潔隊負責捕抓流浪犬 後的處置真相。
舉例來說，當時基隆留置所是以「淹死」的方式處死流浪犬，新北的瑞芳、九份、金山、鶯歌及桃園、苗栗竹南、南投草屯、台南永康、高雄鳳山、花蓮吉安等地， 則是「挖坑活埋」或「讓狗活活餓死」；台北市與嘉義市以「毒氣」，宜蘭則以「電擊」處死。當時全台每年平均處死超過15萬隻流浪犬，死法幾乎毫無例外。
那是流浪犬被視為「活垃圾」、媒體專欄譏諷「捕捉流浪狗還要人道」、說自己「從事動物保護工作」會被親友及社會訕笑的年代。
從淹死、活埋到安樂死
在沒有法律能保障動物福利、減少動物受苦的狀況下，我們一邊努力推動「動物保護法」立法，一邊展開全台最早施行、同時也最有詳盡規畫，以「五聯單」的嚴謹方式，讓政府與民間共同掌握每一隻被絕育犬隻動向的流浪犬絕育計畫──「讓痛苦到牠為止」，也就是現在被喊得十分響亮的TNR或TNVR（捕捉、絕育、回置）。但施行不到兩年，相關無解的問題一一浮現，計畫也在我們手中負責任的中止（下篇將再詳述）。
在整體社會將流浪犬視為「必須清除的垃圾」氛圍下，政府毫無知識技能的以各種手法撲殺流浪犬，因此我們要求政府，若無法避免撲殺，則必須以最人道的方式為之。
當時國際間執行小動物的安樂死，普遍採取「高劑量之巴比妥酸鹽（Sodium pentobarbital for injection）注射法」，此藥經科學研究，能作用於中樞神經系統，具深層鎮靜安眠效果，且在一定劑量後，能迅速停止動物心跳，然而當時台灣並未進口。
於是除了要求政府引進外，並在英國動保組織的協助下，派任專業獸醫師來台，前往數個公立收容所，逐一示範並指導所方獸醫及工作人員，從如何「溫和的保定動物」開始，執行犬隻的「人道安樂死」。
8月28日當天，我和同事從所內狗籠裡，溫緩但十分費力的帶出一隻隻充滿驚嚇、有的退縮，有的防衛攻擊的犬隻，讓狗在我們懷中，由獸醫將高濃度的麻醉劑「巴比妥酸鹽」，透過靜脈注射到狗的身體，藉由深層的麻醉，讓狗的心跳停止，結束生命。
而原本，牠們是會被關在籠中，用起吊機將狗籠吊起，然後浸入一旁的大水槽中活活淹死的。然而沒多久，整個「愛狗圈」便開始攻擊，說我們拿了「巴比妥酸鹽」廠商的錢，引進此藥劑來台灣殺狗、動保團體居然變成「殺狗團體」……等，也因此「檯面上」的原因，我們整個秘書處同仁在背負莫需有的指責與誣陷委屈下，離開了當年沒日沒夜奮鬥打拚的動保組織。
我是「劊子手」，促成了大撲殺？
2016年7月，一場由立委召開的「零安樂政策停看聽」公聽會，一位動保組織代表在會議上痛批，要我們為20年來，數十萬無辜被撲殺的狗命負最大責任。
20年來，無數人士高喊收容所要「零撲殺、零安樂」，但台灣每年平均有十幾萬隻犬隻被捕捉、入所，以及和現在一樣，無數愛心人士以及私人狗場，因不願見到流浪犬被安樂死，大量將犬隻從公立收容所移出。
這些狗被愛心人士「救援」，「逃過」了被撲殺的命運，是否就此獲得了「善待」？我曾經拜訪過無數私人狗場，看到癱瘓的狗終身被關在籠內，幾乎成天「泡」在自己的屎尿裡。也曾看到200、300隻一眼望不盡的群養狗場，在放飯時，因為狗的護食行為，不斷發生狗咬狗的衝突；甚至一個愛心人士照顧100、200隻狗，永遠都不會知道，群體中弱勢的狗，可能久久才能吃上一口飯。
更甚者，無數在偏遠郊區的狗場，狗就只是「一口氣」活著，毫無生存品質可言。一隻車禍斷腿見骨，渾身是傷的狗，在愛心人士施放「阿彌陀佛」的唱頌聲中，痛苦的自行斷氣。愛心人士說：那是牠的命，我們不是上帝，無權為牠做安樂死，只能讓牠自己斷氣。
以美國為例，許多宣稱不做安樂死的私人收容所，因為收容量能更加有限，因此便得設定極高的「入所標準」──老的、病的、殘缺的、有行為問題的、較不具認養相的，大抵上就不收。原因無他，因為這些狗較難被認養，收容所週轉不出去。若要收容上述犬隻，則必須設定數量上限，為的是確保每一隻入所動物都能獲得妥善的照顧與福利。
因此上述那些老的、病的、殘缺的、有行為問題的、較不具認養相的狗，去了哪呢？當然還是執行安樂死的公立與部份私人收容所了。在給予入所犬隻一段時間的良好照顧後，若還是無人認養，為了讓出空間給等待進所的犬隻，則施行安樂死。
但施行安樂死的收容所，卻往往因此承受許多壓力與攻擊，並且極少獲得捐款挹注，而宣稱不做安樂死的收容所，則可以獲得較多的掌聲與捐款。
那些狗後來怎麼了？
試著想想，台灣無數宣稱不做安樂死，強調「終身收容」，並且沒有任何相關軟硬體與動物福利規範的私人收容所，在幾乎不對外開放認養的情況下，為什麼可以每隔一段時間，便前往公立收容所大量「救出」流浪犬呢？在空間與照顧人力都有限度的狀況下，這些收容所該以何種方式減量呢？是傳染病襲來犬隻的大量「自然死亡」？還是互咬傷亡？還是結紮後再被放回野外街上？
多年來，流浪狗的問題，從中央到地方、從源頭管理到末端處理，長期遭到漠視。以源頭管理的三個面向：犬籍登記與絕育、嚴格的寵物繁殖買賣管理、飼主責任建立來說，早年屢屢可見在各式討論源頭管理的會議上，政府還會扶植「假的」動保團體在現場來癱瘓會議討論，以「假的」民主程序讓議題毫無進展。
就這樣，每年超過十萬隻的捕捉入所量，以及極低認養率的出所量，讓公立收容所不得不採取撲殺的手段減量。但也因為「愛心人士」的不斷批評，所方多年來只好採取關起門來「殺」的策略，只要不被看見，就不會有紛爭。
1998年11月動物保護法通過以後，我們持續進入公立收容所，要求瞭解安樂死的施作狀況。但在所內第一線操作人員被視為劊子手，加上沒有地方民代願意關切這種毫無掌聲的犬貓撲殺議題的情況下，幾乎沒有公立收容所願意開放民間參與。
十多年來，我們唯一被允許介入的，只有台北、桃園、台中收容所。以台北收容所為例，2009年在李文英議員及其助理的協助下，我們進入收容所，從協助自籠舍帶狗、保定開始，一次一次以行動讓施作人員卸下心房，慢慢將安樂死的標準作業流程建立起來，讓每一隻狗能被溫柔的對待，而不是粗暴的被撲殺。同年，也開始在桃園新屋收容所培訓志工，協助建立所內的工作流程及制度。新屋收容所後來甚至允許攝影師入內，為即將被安樂死的狗拍照，以「生殤相」攝影展呼籲重視流浪犬貓議題。
「零安樂」政策與英國「脫歐」
英國脫歐後的一周，我跟英國歷史最悠久的動保組織「英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RSPCA）國際部門負責人談到，英國社會在面對脫歐公投的狀況，跟台灣社會在面對流浪犬「零安樂」的政策好像。
脫歐的口號簡單、清晰、易懂──脫歐！拿回英國主權、趕走移民，增加英國人工作機會！而留歐，整個社會要面對處理的問題太多太複雜，民眾不想弄懂。「安樂死」不道德，所以應該「零安樂」……。民眾想要速成的答案，最好一覺醒來，所有問題就迎刃而解。但解決問題需要每個人做些什麼？則似乎都與我無關，那都是「愛心人士」的事。
多年來各縣市未能有效推動源頭管理，民間不論投入多少流浪犬TNR（捕捉、絕育、放回）與救援收容，流浪犬數量仍未見減少。加上動保法修法將於106年2 月施行公立收容所「零安樂」政策，在民眾普遍認為收容所可終身協助安養、因此更出現棄養潮的狀況下，台灣犬貓以及人與動物互動，是否因此朝向更美好的未來 了？相關問題，容我下篇文章再述。
歷史有意義嗎？我常在閱讀歷史的書籍裡，看著每個在顛險、轉折處的生命，是如何思索與選擇，亦或無從選擇的影響自我甚或無數生命的痛苦與喜樂。而他們又是如何面對自我對於「真實道德」的叩問？
余德慧教授在〈從真實道德看見「終極關懷」〉一文中寫到：所謂「真實道德」完全迥異於傳統教條式的道德。「真實道德」深植於生活的根源之處，搖擺於人的不定遭逢裡頭，無法事先被訂出規範，也無法提綱挈領地以明確的道德準繩來衡量。相反的，每個真實道德主體都只能從自身的處境裡，逐步地發展自身的主觀過程，自行發現自己與真理的關係。人生中不斷發生的事故、機緣、變化與外在的衝擊，都無法以原則性的概念加以通約，裡頭也沒有首尾一貫的邏輯，所有的變故都意味著轉化的力量，所有的轉化都朝向個體化的風格塑形，而在這過程裡，有些「真正事關緊要的東西」就會發生。而到底何者是生命最緊要的？這個問題沒有普遍的答案，只能循著個體的生命獨特機緣、命運去發現。
1997年8月至今，恰恰20個年頭。至今我仍端秤不了，屬於我的遭逢與選擇的「道德重量」。
※本文轉載自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官方網站，再次感謝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原文網址
※首圖( 圖片來源/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